我一直在想一位著名的橙色皮肤的前垃圾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住在豪华的海滨别墅里。他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言论的历史，指责寻求庇护者将疾病带入该国，并怒斥“目空一切的大都市精英”。他加入了一个右翼政党，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对其进行了改造，把自己塑造成“政治照旧”的解毒剂，挑起文化战争，利用这个平台来提升自己的自负。
当然，我指的是英国前政治家罗伯特·基尔罗伊-希尔克。
2004年，他因在《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上发表粗俗的种族主义言论而被英国广播公司(BBC)解雇后，他加入了英国独立党(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改革英国(Reform UK)的前身)，以其反对欧盟、移民和“政治建制派”的文化战争论战，为该党注入了活力，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他那不自然的肤色激发了视频《橘子人先生》的灵感。但当英国独立党再也无法控制他的自负时，他脱离独立党，并于2005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真理党(被广泛称为虚无党)，该党很快就垮台了。谢天谢地，今天的世界舞台上没有这样的人物了!
我也可以想到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这位肤色红润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文化斗士，像其他某些政客一样，不遗余力地隐藏自己的秃顶。他成为了一位蛊惑人心的右翼意大利总理，尽管面临一系列性丑闻、金融丑闻和刑事指控，但他在被赶下台后(成功地)寻求重新掌权。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者一样，他的忠实支持者不知怎么地忽略了他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幼稚地寻求关注以及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亲密关系，把他视为能让意大利再次伟大的救世主。
当然，这些人之间也存在差异，但每次这些角色中的一个出现时，我们都会对他们感到困惑。我们的反应就好像我们在处理新事物一样，似乎不知道如何回应。但极右翼煽动者的出现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以惊人的忠诚重复着自己。通过学习和理解它们，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我花了暑假的一部分时间阅读阿诺·梅耶尔(Arno Mayer)，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于2023年去世。他在1971年出版的《欧洲反革命动态》(Dynamics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Europe, 1870-1956)一书，可以写我们今天面临的任何一位右翼民粹主义者:特朗普、法拉奇、维克多Orbán、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纳伦德拉·莫迪、德国另类选择党(AfD)领导人、法国国民大会(National Rally)领导人、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以及最近的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鲍里斯·约翰逊。
梅耶尔对他所处时代的煽动家的描述令人惊讶地熟悉。这些领导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寻求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社会和社区”。但实际上，由于他们依靠“在位精英”的庇护来获得权力(想想今天的媒体大亨，如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保罗·马歇尔(Paul Marshall)，以及各种亿万富翁资助者)，他们没有寻求“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的重大改变。事实上，他们确保这些都得到了支持。“他们需要在不阻止与现任精英和机构合作的情况下，痛斥他们。”因此，他们的计划“在修辞、风格和行为上远比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实质上更为激进”。
出于这个原因，梅耶尔解释了右翼民粹主义者如何揭露和夸大了一个饱受危机摧残的社会的裂缝，但却未能“以任何连贯和系统的方式解释这些裂缝”。他们将民众的愤怒从真正的精英转向虚构的阴谋和少数群体。他们各种各样地指责这些少数民族(无论是犹太人、穆斯林、寻求庇护者、移民、黑人和棕色人种)让他们的支持者感到无能为力;帮助“被羞辱的人通过把他们的困境归咎于一个阴谋来挽救他们的自尊”，并给他们提供发泄沮丧和仇恨的直接目标。
梅耶尔说，这些假煽动者还经常“大肆抨击科学”(想想今天几乎所有右翼煽动家都认同的否认气候科学的言论)，反对创新、现代主义和世界主义。他们将“对传统态度和行为模式的赞美与这些被阴谋代理人和影响所腐化、颠覆和玷污的指控结合在一起”。大家好，JD Vance和Ron DeSantis。
梅耶尔时代的煽动家们故意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立场”，当人们可能受到他们言论的启发而采取暴力行为时——既煽动攻击，又与之保持距离。这可能会让人想起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时的唐纳德·特朗普，反穆斯林大屠杀时的莫迪，以及法拉奇在南港谋杀案后拍摄的视频，许多人认为法拉奇对上个月的种族主义骚乱负有一定责任。
但有一个主要区别。在梅耶尔的时代，他所谓的“危机阶层”的发展是毁灭性的战争或国家崩溃的结果，他们是幻想破灭、愤怒的人，是煽动家所吸引的对象。乌合之众煽动者通过援引左翼革命的幽灵，既能吸引愤怒的工人阶级，也能吸引焦虑的精英。这些条件都不属于今天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那么，当前这批民粹主义者是如何成功的呢?我认为他们是在应对一场由另一股力量造成的危机:45年的新自由主义。
阅读更多新自由主义在承诺世界的同时也夺走了世界。它告诉我们，如果你足够努力，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领导者。但它也创造了一种条件，确保无论你多么努力工作，你都可能处于从属地位和被剥削。它促成了一个新的食利者阶级的形成，这个阶级拥有基本资产，无情地剥削年轻和贫穷的人。年轻人踏入一个充满承诺的世界，却发现所有的金门都是锁着的，而钥匙在别人手里。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承诺与实现之间的巨大差距中，挫败感、羞辱感和复仇欲望不断滋生:这些情绪与梅尔时代军事失败或国家崩溃后的情绪相同。这些冲动随后被冲突企业家利用。今天，这些企业家中的一些人竞选公职;其他人则利用以前时代没有的机会，将愤怒货币化，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渠道发了财。
了解这些煽动者所遵循的传统(早在20世纪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前)，应该有助于我们制定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我们开始在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聪明竞选活动中看到这一点，与乔·拜登(Joe Biden)的竞选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开始对特朗普和万斯发起沉重打击，让人们注意到他们对人们私人生活的令人恐怖的侵犯和对基本自由的攻击。如果我们想要预测并阻止右翼威权统治，我们应该设法理解其怪异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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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蒙比尔特是《卫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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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荀策号的签约作者“凉城深巷”！
希望本篇文章《21世纪的煽动者并非孤立无援——他们在历史中不断重演》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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